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太行儿女保家卫国、浴血奋战铸就的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品格的延续。太行人民依靠这种精神，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而且又全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早在2009年5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对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结合新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并做到四个“始终保持”的要求。今天，我们仍应挖掘铸造太行精神过程中具体、生动的事例，证明“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

用太行精神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党员干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从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解决不同历史任务而形成的革命精神。其中，太行精神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在太行军民身上展现的、力图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太行精神的创造主体也远远超越了太行山这个特定的区域而体现出广泛的人民性，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与太行人民一道共同培育了这朵绚丽的革命精神之花。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最坚定的传承者，在他们身上，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大力弘扬。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强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之后，朱德、彭德怀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转战在太行山区，指挥了对日作战并建立起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数以万计的八路军将士在这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他们用血肉之躯铸成抗日救亡的钢铁长城，抗击着日军的疯狂侵略，有效地牵制和减缓了日军对中国全境的侵略速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谱写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光辉篇章。在抗战初期，战斗装备极为落后的八路军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一次次对日军发起进攻，数月之中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组织了雁门关、七亘村、黄崖底、广阳伏击战，在邯长公路和汾离公路分别三战三捷，为开辟太行根据地奠定根基。正如歌曲《在太行山上》所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战斗生活。这首充满抗日革命激情的旋律每次响起，人们就仿佛进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禁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其次，太行抗日根据地聚集着中华民族不畏牺牲的爱国英雄群体。当年，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的军事武器，企图一举“征服”中华大地及其人民。在中华民族面临最深重的民族危机之时，华北各地的抗日民众没有被日军的疯狂进攻和累累暴行所吓倒，而是依托太行山上演了一幕幕荡气回肠、不屈抗争的英雄史诗。如八路军一二九师英雄团长叶成焕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英勇殉国，营长赵崇德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血洒疆场，更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党政军群机关突围的战斗中，为掩护战友，不幸中弹，为国捐躯。有的部队整营、整连、整排指战员在与日军的搏斗中悲壮阵亡。

再次，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保证了抗日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同时，有成千上万的根据地群众自觉地承担了为抗日部队送情报、救伤员、做被服、做战勤的任务，保证了抗战所需的粮食、武器、弹药供应。根据地群众中也涌现出了大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支前模范、拥军模范等。如武乡县禄村的李改花，先后送3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并一个个叮嘱他们要“精忠报国”，被誉为具有“岳母遗风”；窑湾村的妇救会员胡春花，组织广大妇女成立部队接待站，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热情服务，还多次带领全村妇女组成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运送伤员；监漳镇的暴莲子，组织和带领妇女做军鞋、缝补军衣、站岗放哨、护理伤员，其爱兵如子的举动被誉为“八路妈妈”。另外，还有一批“太行奶娘”也广为人知，她们冒着全家人被日军砍头的危险，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一批在疆场杀敌的八路军将士的后代。如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的奶娘韩春花，罗瑞卿之女罗峪田的奶娘王巧鱼，李雪峰之女李晓林的奶娘玉江娘，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奶娘郭金梅……

再看下列一组具体的数字，也可以折射出太行根据地军民曾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牺牲和伟大贡献。仅以一二九师为例，抗战期间就有13503人牺牲，32345人受伤；太行区民兵、自卫队有3840人光荣牺牲，4836人负伤。太行区有170043人被日伪军打死打伤，其中有1434名区级以上干部为国捐躯……太行区人民把大批优秀子弟送进了八路军……先后有117万余人参军入伍。当时只有13.5万人的武乡县就有9000余人参加了各种抗日团体，先后有1.4万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决死队。上述数字，只是一个师、一个县的数据，而整个太行根据地的军民付出的代价更是难以计数。

用太行精神蕴含的理想信念，引领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对真理的坚定追求。革命的理想信念，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太行精神的产生、发展和丰富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地从迷茫困惑走向坚定成熟，从追寻真理、坚持真理到不断发展真理的过程。太行山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将士身上，有无数壮怀激烈、生离死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洋溢出革命信念的魅力。“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朱德总司令作于1939年冬的诗篇，今天读来仍句句充满了豪壮磅礴的气势，字字皆有千钧之力，令人平添勇于革命的豪情。

在抗战相持阶段，太行根据地遭遇了日本侵略者凶恶的进攻，同时又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自然灾害，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顽强抗争。一方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顽强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大力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条件。后来，曾在太行山坚持多年抗战的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抗日的老战士李立功说：“那个时候，太行根据地的人民，只要一听说朱德、彭德怀来了，一听说八路军来了，心里就踏实了，信心就增加了……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是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可以说，根据地人民群众正是从八路军将士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尚品格，从而紧紧地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最终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铸就了共同抵御侵略者的铜墙铁壁。

而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上发生的故事，至今仍然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如左权将军，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在他生前留下了给母亲和妻儿等人的十多封家书。其中1937年9月18日，他在哥哥去世后给远在湖南醴陵的叔父的信中写道：“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我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1942年12月16日，在太行山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为了活跃全体抗日军民的斗志，邓小平报请中央批准，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组织了一个50岁的祝寿活动。会上，刘伯承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愿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还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本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于1938年3月31日率医疗队来华援助抗日战争，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直接奔赴抗日前线进行外科手术，救治了大批伤病员，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不幸殉职。为此，毛泽东专门撰文《纪念白求恩》予以悼念，赞扬白求恩身上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

这些事例，无不反映着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当年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走到哪里就把铁的纪律带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从而得到太行人民的支持，进而使八路军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如一一五师留守五台山的部队，在根据地初创时只有3000人，经过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3万余人。一二○师东渡黄河时兵力为3个团8200人，1938年初扩建整编后，全师主力增至6个团2.5万人。一二九师的总兵力也达到3万人。到1938年初，3个师的主力由入山西时的3万余人增加到近10万人，同年秋进一步扩展到25万人，成为在山西和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力军。在他们身上，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心迸发出追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灿烂光芒。

用太行精神蕴含的艰苦奋斗精神，告诫党员干部励精图治、防腐拒变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凭着与人民群众共患难的情怀，同人民群众结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而太行精神就是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亲民精神，展现出为人民利益不顾一切困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典范。当年，在广袤的抗日根据地上，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通过艰苦奋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得淋漓尽致，将全国各界抗日民众的力量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太行抗战的历史说明，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分不开的。党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艰苦奋斗的历史。八路军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则是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八路军不仅以英勇善战著名，更以约己爱民被称道。八路军走到哪里，都会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一丝不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麻田期间，鼓励军民开荒种地，度过荒年，还亲自下地种菜。至今，左权县民歌《朱总司令在太行》仍然颂唱着朱德在太行期间生产生活的生动情景：“朱总司令在太行，勤劳俭朴好榜样。白天同咱去劳动，晚上炕头拉家常。”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一直是艰苦奋斗的模范。1942年秋天，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部队生活异常艰苦。总部首长和战士们一样，每天吃着黑豆，喝着高粱糊糊，穿着打满补丁的土布灰军衣。

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整个太行根据地经济形势十分困难。党中央作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指示。太行根据地政府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开展“生产自救、抗灾度荒”的大生产运动。于是，在偌大的太行山上出现了热火朝天开垦荒地的场面，从八路军总司令到普通士兵，从地方干部到全体百姓，大家一道勒紧腰带、厉行节约，共渡难关。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给全体官兵提出“白天多干事，晚上少点灯”的要求，而且自己坚持“一张纸用四次”。政委邓小平办公室里就支着一台纺线车，有空时就带头纺线，穿的是自己动手缝制的颜色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黎城四桥”（伯承桥、小平桥、秀峰桥、省贤桥）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为了抵御旱灾，组织黎城柏峪、上遥等十多个村的民工修建的11千米漳北引水渠上的桥梁，是当年党政军民共同克服困难的象征……1943年，邓小平对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经验作了如下总结：“我们在敌后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在太行根据地的八年抗战中，根据地政府为减轻群众负担，大力发展集市贸易，鼓励发展小商品经济，实行统一累进税，整理村财政，反贪污浪费等，把人民利益时刻放在第一位。这里没有出现上尊下卑的封建社会气息，只有百折不挠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如一名美国战地记者当年深入太行根据地采访，他的所见所闻是，“官员们像农民一样穿着棉布衣裤，像农民一样说话，像农民一样生活。他们基本上就是农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他们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他们也不称作‘长官’‘老爷’，甚至也不称作‘先生’”。其实，这样的事例也告诉我们，在抗战期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抗日，时刻为人民着想，与人民荣辱与共，所以才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衷心爱戴。

用太行精神蕴含的开拓创新精神，鼓舞党员干部牢记使命、锐意进取

自强不息、开拓创新者，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先进群体，它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自觉肩负起了国家振兴的使命。在太行根据地的八年抗战岁月，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开辟、巩固根据地的进程中，努力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广泛开展军事斗争、经济生产、民主建政、文化教育的路子。为了民族独立自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挥创造力，积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成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实行了解放妇女、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改革措施。1944年，在太行区杀敌英雄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邓小平就概括了太行根据地军民身上包含有“创新意识”在内的5个特征。可以说，太行精神就是在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实践创新的成果，它让我国的民族精神之树更为枝繁叶茂。

在军事斗争方面，太行特色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运行就堪称别具一格。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握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群众运动的方向，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进行了积极的周旋，最后成功接管和改组了阎锡山为会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后来又建立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形成了山西在全国独一无二的统一战线模式。这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及其有效活动，为八路军主力挺进山西后以此为战略支点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太行根据地军民还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发明、改进、丰富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把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创造了千变万化的地雷战、全面开花的破击战、坚壁清野的围困战、神出鬼没的地道战等战斗形式，这些因地制宜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充实和发展了毛泽东游击战和持久战理论。

在经济建设方面，太行根据地一方面彻底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集市贸易，鼓励发展小商品经济。1940年1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废除旧社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将之前在边区征收的田赋、公粮、营业税、烟酒税、牌照税、印花税六税合一，统一为农业统一累进税。具体的征收办法采用民主评议，每年逐户核定分数，确定负担数额。这一政策确保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制定提供了经验。1943年2月，山西平顺农民李顺达与6户村民在太行区组建了全国最早的劳动生产小组，互助生产，支援抗战，做到了一家一户单干难以办到的事情，使多少年来分散零乱的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和好处，更为重要的是，互助生产打破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封闭、零散、个体的农业生产体制，孕育了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胚胎，开创了农村、农民、农业改革的先河。

在政权建设方面，1939年冬到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的工作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村选运动。共产党人和农民一起创造了生动鲜活、直接有效的选举办法，如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等，以适应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从1941年开始，又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建立起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派占1/3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不仅保证了根据地各种抗日力量的联合，而且实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有效尝试和探索。到1944年春，面对日军最后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边区的封锁和破坏，为应对连年的旱灾和蝗灾，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与前方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经过认真研究，颁布《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这一方案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对“公私兼顾”经济政策的一次大胆尝试，是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体运用于战争环境的一大创新。此举不仅在当时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推动根据地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太行精神，是太行革命根据地军民忠诚于党、忠诚于信仰、忠诚于民族的真实写照。今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发掘、系统研究和弘扬以山西抗战为主线的太行精神，对加强党的建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