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自中共创建始，党内就存在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以及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的相互批评实践。但在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党内批评总体上还处于自发阶段。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中央“机会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批评才进入党内民主建设视野，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党内行为。
在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党内不仅存在批评实践，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还曾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当重视批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工厂小组”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在召开小组会议时，“各组员应有报告，而加以批评或讨论”“每次小组会应做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1925年2月，中央又要求“地方驻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必须定期向中央报告“所在地的政治概况及其对于所在地党的工作之观察和批评”。次年5月发布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则规定，支部书记应该经常开会“审查和批评各支部的工作并讨论具体的方法”。共青团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指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应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把他们在任期中的全团的工作，详细报告给到会的各地的代表，接受他们的赤裸裸的批评，以为下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工作的标准”。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带动下，一些党、团地方乃至基层组织在内部建设中也曾注意到批评问题。如团开封地委就要求在“小组或支部会议中注重互相批评”；团郑州地委还决定“每月在支部会议开批评会一次”；团福州支部认为“少批评”是支部建设中的一大缺点，团厦门特别支部则将“怎样批评同学”“批评同学的标准”等列为内部教育的内容。
但从总体上看，党内批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反思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纠正中央“机会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才进入党内民主建设视野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党内行为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认为，大革命后期“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原因是“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党内民权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为此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故而强调“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
八七会议有关党内民主、党内批评的指示内容被迅速传达到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八七会议后, 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全省党组织讨论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在逐条讨论之前，须作总的说明，说明中央告同志书的根本精神，在于严格的具体的批评中央本身的机会主义”。河南省委在关于组织工作的通告中指出，“从县市委到支部、小组以至每个同志”都要认真讨论“八七会议议决案及告党员书”“据此批评以往的工作以改组各级组织，以淘汰一切犹豫或动摇的分子”。
在各级党组织的极力倡导和推动下，党内批评很快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批评被列入一些党内会议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会议的重要议程。在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编写的《入校须知》中，支部会议的程序包括“推主席”“主席报告程序”“书记报告”“各同志报告工作”“出席人报告政治情形及其他”“讨论”“批评”“介绍同志”“提议及建议”“其他”“散会”。
（摘编自《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