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北部交界处创建了一个东临渤海、西枕津浦铁路、北至天津、南跨胶济铁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渤海区抗日根据地。渤海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五大战略区之一。
渤海区的前身分别为清河区和冀鲁边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自北平、天津大举南下,冀鲁边区首当其冲。中共津南工委于1937年7月15日在盐山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在清河区,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恢复和建立党组织,于1937年12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黑铁山起义和寿光牛头镇起义,分别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和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此后,在潍县、昌邑、广饶、临朐、益都、临淄等地先后爆发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第九、第十支队及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三大队)。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对清河区和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十分重视。1938年9月,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343旅政委萧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地区,整编地方抗日武装,建立党政军各级组织,创办抗日军政学校培训干部,团结国民党军高树勋部抗日,并先后组织了韩集伏击战、三打灯明寺、激战大宗家等战斗,打击了入侵的日军。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陆续侵占了清河区、冀鲁边区境内各县城及较大村镇,开始了频繁的“扫荡”“清剿”“蚕食”,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清河区、冀鲁边区的抗战形势日益恶化。
1939年10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等就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予重要指示。在许世友所率领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的支持下,清河区在黄河入海口两岸广阔荒原地带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从此我抗日武装基本上跳出了原在胶济铁路两侧活动的狭小圈子,由被动转为主动。1942年始,日伪对清河区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清剿”和经济掠夺。清河区党政军民加强团结,咬紧牙关,在大平原上大挖“抗日沟”,改造平原地形,利用青纱帐,开展敌后武工队活动,并在1942年、1943年两次组织夏季反“蚕食”、反“清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在冀鲁边区,自1939年底始,边区的党政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摩擦斗争。1942年6月,日伪军继在冀中实施五一大“扫荡”后,对冀鲁边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冀鲁边抗战进入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刘少奇对冀鲁边区关于坚持抗战、渡过难关和斗争形式要适应形势变化的重要指示,边区军民采取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敌进我进、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不断打击敌人,逐步收复被“蚕食”地区。
1944年初,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景晓村任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杨国夫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刘其人任渤海区行署主任。渤海区下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41个县市,全区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人。渤海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在今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渤海区内平原地域广阔,海岸线长,物产丰富。在革命战争年代,渤海区既是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又是战争资源的供给基地和休养整训的可靠后方。渤海军区于1944年相继对日伪军发起夏季、秋季攻势作战,全部恢复被日伪军“蚕食”的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根据地,先后攻克鲁北重镇利津等4座县城,取得重大胜利。
从1945年初开始,渤海军区按照八路军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新的攻势作战。6月,发起蒲(台)滨(县)战役,先后解放蒲台、滨县县城及道旭、北镇等日伪据点;同时,各军分区部队先后解放吴桥、南皮、德平、庆云、沾化、高苑等县城。
1945年8月,在对日全面大反攻作战中,渤海军区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命令,组成山东第四前线指挥部和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兵分三路向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展开大反攻。在反攻作战中,渤海区我军共歼敌3万余人,解放县城33座、人口600万余人。渤海区已发展成西起津浦铁路,东至渤海,北近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辖41个县市,人口1000万人的解放区。
在抗战胜利的进军声中,1945年10月,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和渤海军区独立师1.3万余人,在杨国夫、刘其人、徐斌洲、龙书金等率领下,昼夜兼程挺进东北,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